仇鹿鸣||明与暗——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变迁
一般人往往对强盛的时代有更多的关注，因此围绕着强汉盛唐产生了很多通俗的文学、艺术作品，甚至有不少夸大失实之处。但中晚唐的历史相对而言关心的人则少得多，唐朝的灭亡不能完全用“前期皇帝励精图治、后世骄奢淫逸，于是不可避免走向衰败”这样简单的线性历史观来解释。一般看来中晚唐是糟糕与暗淡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是最常见的两个标签，但实际情况远较此复杂，这个时代的颜色可以说是明暗交织的。
1安禄山起兵的背景
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但我们更要注意到安禄山这样的人物得以出现的制度背景。
如果说唐代前期官员一个重要特点是出将入相，陈寅恪将其总结为关陇集团的一大特征，暂时不去讨论关陇集团一说是否可以成立，但将领建立边功之后，入朝为相这确实是唐代前期常见的现象。
但这一传统到唐玄宗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传统的说法是李林甫为了长期保持相位，有意重用安禄山这样“目不识丁”的胡人将领，由于安禄山的汉文化程度有限，所以不可能入朝为相，于是乎李林甫便达到了长期专权的目的。
这或许是一个原因，但我们在这里不能把个人的野心视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李林甫当时能够这样做，背景是当时的边将已经大量由胡人出任，这一趋势在高宗武后时代便已出现，如武则天时代的名将黑齿常之，便是百济人，他的墓志民国的时候就发现了。但到了玄宗时代更为普遍，可以说玄宗时代的边功，无论是哥舒翰对吐蕃的胜利，还是安禄山对于契丹、奚的控制，还是高仙芝在中亚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胡人将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安史起兵后，唐王朝用来对抗安禄山的将领，其实也多是胡人，除了之前提到高仙芝和哥舒翰，分别是高丽和突骑施人之外，与郭子仪齐名的另一位中兴功臣李光弼则是契丹人，可见玄宗时代以胡人为将是极为普遍的事情，这导致了文武之间的分途。从唐前期的出将入相转向了文武分途，这才是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能够出现的历史背景。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府兵制的瓦解，府兵制的本意在于寓兵于农，番上服役，并不是严格的职业军人，但渐渐不能适应开拓边疆的需要，被长征健儿所替代。职业军人与节度使制度相结合，构成叛乱出现的基础，唐代前期的军事行动，领兵的将领多以某某道行军总管为名，随事设职，兵罢职罢，这样兵无常将，将领与士兵之间无法形成紧密的联系。但随着长征健儿这样职业军人的出现，加上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四裔的控制，赋予节度使以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权力，使得节度使与士兵之间有了密切而稳定的联系。
尽管现在一般认为节度使制度是导致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因素之一，但要承认玄宗朝节度使制度运作是成功的，没有这一制度恐怕不会有玄宗时代的边功，但这样一个制度是有隐患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皇权来保障，安禄山的起兵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一制度设计。
尽管站在正统的立场而言，安史起兵一般都被视为叛逆，但陈寅恪早就指出安史在河北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所谓河北奉安史为“二圣”，这种社会基础大约来源有二，一是广泛分布在北方的胡人的支持，这些胡人不但构成了安史乱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由于粟特商胡善于经商的特性，他们还为为安史的叛乱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安禄山事迹》曾记载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
另一方面则缘于河北地区社会中下层士人的支持。这批人在原来的帝国架构中缺少上升的渠道，但又具备一定的政治文化能力，安禄山的汉人谋臣多是此类人物。如近年出土的严复墓志，其是安禄山最重要的谋臣严庄的父亲，特别提到安史起兵时利用“四星聚尾”这一天象上的变化，作为政治号召，而严庄的先世，都是小官或处士，但又通儒学，是原有权力结构中边缘的人物。
2安史之乱后的变化
安史之乱最直接的结果当然是导致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王朝在镇压安史的过程中于内地设置了很多藩镇，而且也无力完全消灭安史的余部，不得不承认河朔三镇的地位。
但更关键的是国家体制上的巨变，可以说唐代前期与后期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前期是较为严格的三省六部制，后期则大量出现使职；经济上，前期以均田制为基础，后期则依赖两税及盐铁专卖，农民对土地依附关系减弱；军事制度上前期是府兵制，后期则是募兵制。可以说，尽管名义上仍称为唐，但内部的构造已发生巨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另一大的变化是文化性格上的改变，即由开放转向保守。中国人一般喜欢讲“强汉盛唐”，但若论武功与疆域，唐未必强于汉，但唐代前期可以说是真正的世界帝国，唐王朝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刚刚讲到的任用胡人为边将便是一例，在首都长安以及如广州的这样的外贸中心，胡人众多，大量胡人商贩通过陆路与海路往来与帝国各地，可以说传统的夷夏之辨在初唐人的心中是非常淡漠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李白《前有一樽酒行》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少年行》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
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李白诗歌描绘的是盛唐时代长安城中胡姬当垆的形象，类似的诗歌还能找到不少，可知当时在长安城内胡女相当常见，也是的酒家招徕生意的噱头。
但安史乱后，这一局面完全改观了。由于安史之乱中胡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唐人反省其事，开始强调夷夏之辨，对胡人亦有歧视，社会风气转而趋向保守。根据荣新江等学者的研究，安史乱后，出现了原来定居两京的胡人向河朔三镇迁徙的浪潮，便与此有关。同样举一首诗来说明——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胡旋女》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
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
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
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
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
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
柔软依身著佩带，裴回绕指同环钏。
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
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
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
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
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
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
所谓的新乐府本身就是政治讽喻诗，强调是诗以载道，所以文学是形式，实质上是要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而这首诗中将“胡旋女”视为天宝末年玄宗失政的诱因，当然是中国传统女祸论的翻版，卑之无甚高论，但不难看出其对胡女的看法与李白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这就是盛唐与中唐的不同。
3重新评估中晚唐政治的特征
我们现在从河北回到长安，来看看中唐以后唐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过去我们一般用两个标签来评价这个时代的中央政治，一个是牛李党争，另一个是宦官专权。
其实在我看来，牛李党争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把宪宗到宣宗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政治分歧都装进牛李党争这一箩筐，似乎是一种偷懒的研究方式，牛李党争的实质究竟为何其实还有待于更多地实证研究来加以探明，今天没办法详细的展开。
但我这里想讲的一个问题是，牛李党争的发生是和唐代中后期非常重视进士词科的风气有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也把宪宗元和三年的科场论争视为牛李党争的起源，而所谓的牛李之间的分歧也多与科举中的子弟与孤寒之争密切地缠绕在一起。
尽管陈寅恪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初唐的政权被关陇集团所垄断，武后执政后特意提拔山东的新进士，以瓦解关陇集团，导致了进士科的兴盛。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我倾向于认为进士地位的崇重是安史乱后的事情，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
其实纵观整个唐代，每年取进士的数量很少，不过二三十人，只占了唐代官员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但中晚唐的进士地位之所以重要，在于整个社会风气公认要登上相位、翰林学士等清要的显贵位置非进士出身不可，这使得每年录取的二三十人，只要不命运特别多舛，一般都有极佳的政治前途，故为时人所重视，唐代人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便是描写新进士为人所企羡的地位。
因而取谁为进士，也成为党派之争的一个焦点。而通过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联结起来的人际网络成为朋党政治的基础，唐中后期多次下诏禁止门生与座主之间互相攀结，包括废止或限制曲江游宴、雁塔题名等新进士的聚会活动，但并没有特别的成效。
正因为进士地位如此之高，所以很多有门荫资格或能通过明经等途径入仕的人，也转而投向进士的考试。但我们不要把唐代的进士理解为一个公平的标准化的考试，事实上唐代的进士考试带有很强的贵族气息，这从其考试的科目中便可见一斑，大家都知道唐代科举重诗赋，但诗赋并不是做官所必须的行政技能，事实上诗赋要做得好，是需要精心的练习，难度远在一般公文写作之上，并非平民子弟所能负担。反倒是后来被广被诟病的八股取士，倒是因为其考试范围固定，形式呆板，便于模仿，更有利贫寒子弟进学。
另一方面，唐代的科举并没有严格的防止作弊的手段，反而考前行卷已成为普遍的风气，总体上也没有实施糊名、誊清等防止舞弊的手段，反而更有功夫在场外的味道，有时候科举取士的结果在考前就已经私下商定了，这与宋以后的科举有相当的不同。
所以我们对于唐代科举对于社会阶层流动的意义不能估计过高，某种意义而言，唐代科举具有相当强的士大夫“圈内竞争”的色彩。
另一个多少和科举兴盛有关的变化是，山东士族的“两京化”，即大量的士族从乡里移居至长安与洛阳，脱离原来的乡土，成为城市官僚，我想除了战乱等影响之外，其中的一个因素可能就是为了适应科举，只有在两京才有可能更多地接触到达官贵人，从而使自己的文学名声为考官所知。士族移出，以及刚刚提到的胡人移入，可以说改变了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核心区域河北的文化面貌。
另一个问题则是宦官专权，无论是传统的史家还是现代史家都倾向于认为宦官制度是一种“恶”，传统上认为东汉、唐、明三朝都是亡于宦官，但不太有人关注为何宦官制度一直能长期存续，事实上宦官是皇帝制度的依附者，某种意义上而言宦官权势的扩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是削弱了皇权，反倒是扩大了皇权，受宦官专权影响而被削弱的，更多的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外朝的权力。
以唐代中后期而论，一般认为是中央权威下降的时代，但中央权威下降并不代表着皇帝权力的削弱，在我看来中晚唐皇帝权力反而是上升的，比如唐前期的决策中心是在外朝，依赖于制度性中书门下决议，但后期翰林学士以内相的身份侵夺了部分宰相的权力，并且决策中心更多地转向内廷。
唐代前期代表皇帝监军都是监察御史等外朝官，但中后期都变成了宦官，而且宦官在內朝发展出了一套非常庞大的政治机构，甚至可以说与外朝不相上下。宦官皇帝私人的代表，可以被视为皇权扩张，尽管是中晚唐的皇帝有多位为宦官所弑，但多是偶然的事件，并不能以此否认内朝权力的扩展是得到皇权支持，为皇权所服务的。
中晚唐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连接着唐宋，作为一个枢纽时期，是宋代以后很多政治、文化变化的源头，因而很多现象晦暗不明，其在历史的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尚需要更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出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线性衰落的过程。
书名：长安与河北之间
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丛书：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仇鹿鸣 著
ISBN：978-7-303-24073-9
定价：78元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仇鹿鸣，198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0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8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参与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点校，并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序
第一章 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
一、小引
二、四星聚尾与玄宗朝的德运之争
三、金土相代：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
四、严复的死亡与哀荣
第二章 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伷在安史之乱中的沉浮
一、赵骅：《忠义传》中的“贰臣”
二、四易其主：安史乱中的王伷
三、唐廷处置“贰臣”政策的形成与转变
四、张巡、许远之外：唐人眼中的陷伪臣僚
五、 “忠”的观念强化与扩展：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
第三章 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安史乱中的政治与社会一瞥
一、伪号行用与正朔认同关系辨考
二、国号与年号：安史政权内部的正统之争
三、动乱中的葬礼
四、余论
第四章 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
一、作为政治景观的纪念碑
二、德政与秩序
三、控驭之道：德政碑的政治学
四、尾声
第五章 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
一、长安与魏州：政治景观的建造
二、纪念碑中的政治：田氏魏博时代刻石表微
三、魏博田氏的双重镜像
四、政治默契的形成
第六章 刘广之乱与晚唐昭义军
一、李裔家世与高湜出镇昭义的背景
二、咸通、乾符之际昭义节度使人选订误
三、隐没的三十年：刘广之乱与会昌伐叛的善后
四、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
第七章 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
一、罗让碑的发现与调查
二、唐末变局中的魏博镇
三、魏博政治中的罗氏家族
四、作者与读者：罗让碑中的政治书写
五、记忆与诠释：罗弘信的符谶制作
第八章 深描与重绘：中晚唐历史演进线索的再思考
一、“胡化说”的射程
二、长安与河北之间
三、藩镇研究史的反思
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
参考文献
本书各章初出刊物及修改情况
后记